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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安法师


      道安,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,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(312),卒于孝武太元十年(385),年七十四(一说年七十二),出生于常山扶柳县(今河北省冀州境)的一个读书人家里。由于世乱,早丧父母,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,七岁开始读书,到十五岁的时候,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,就转而学习佛法。十八岁出家(此据《名僧传抄》之说,《高僧传》等作“年十二出家”)。

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“完人”:道安法师


目录

道安与陆浑编辑本段

道安法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佛学家之一。他曾先后翻译佛经25部29卷,主持翻译佛家典籍10部187卷,共约百万字。开创了我国僧尼规范、统一沙门姓氏,自此天下僧众皆姓“释”。道安于公元362年365年,率领四五百人的僧团,避难于陆浑山中。

道安(312~385),俗姓卫,常山(今河北省正定县南)扶柳人,生于儒学世家,自幼父母双亡,由外姓兄长孔氏扶养,早年遭逢百难。他七岁开始读儒书,十二岁出家,二十受具足戒,并开始其游学生涯。东晋永和十年(354),道安从山东来到河北,在太行恒山(今河北省阜平县北)建造寺院,传教弘法,信徒多达几乎占河北人口的二分之一,有“中分河北”之说。升平元年(357),道安又回到河南的邺地,住受都寺,在此组织了数百人的僧团。升平四年(360),燕国内乱爆发,道安在恒山所领僧众己无法安居弘法。为了守住刚刚建立的佛教基业,保存佛教的实力,道安于公元362年前后,率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的僧团南迁避乱。他们“入王屋女机山,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木食修学……”(《出三藏记集传》下卷)。东晋兴宁三年,(365年),前燕的大将慕容恪,南下掠夺洛阳,东晋守将陈佑放弃洛城率众退奔于陆浑。俄而,慕容恪逼陆浑,道安僧团被逼无奈,只好率四百僧众离开陆浑,南奔襄阳。

道安僧团在陆浑山活动了大概二、三年时间。当时的陆浑山森林茂密,野兽出没,人烟稀少。这么多人的僧团居住在大山深林中,生活是极其艰苦的。他们住山洞,食野果,饮清泉,抗击野猪野狼,依旧坚持学法传法。其精神和意志对陆浑百姓产生了极大影响。陆浑山茂密的丛林和淳朴的山民,不仅给道安僧团提供了得以庇护的栖身之地,更为重要的是让道安在这里净心思考了佛教的未来,悟出了“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。又教化之体,宜令广布”这一中国特色的佛教真谛,并决定将僧团分散到全国各地去传法,从而使佛教的影响呈燎原之势,传入到四川、扬州等地。所以说道安的陆浑之行不仅是道安佛教事业中关键的一步,更是中国北方佛教的转折点。同时,也点燃了嵩县陆浑一带的佛教圣火,特别是嵩南的伏牛山,能在唐朝以后发展成为中原佛国圣地,与道安在陆浑的传法密不可分。可以说,道安的陆浑之旅,对嵩县佛教的发展,起到了关键性作用,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。

道安道安



个人简介编辑本段

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,当前秦王苻坚攻克襄阳时,他曾说:“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,唯得一人半。”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师。 

道安本姓卫,常山扶柳(今河北冀县西南)人。幼聪敏,十二岁出家。后事佛图澄为师,甚受赏识。因北方战乱,南下襄阳,居十五载。后入长安,居七载,竟卒。道安著述、译经很多,对佛教贡献很大。自汉以来,佛学有两大系,一为禅法,一为般若,道安实为二系之集大成者。他提倡「本无」(即性空)之学,为般若学六家之一;确立戒规,主张僧侣以「释」为姓,为后世所遵行。弟子甚多,遍布南北,慧远、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门下。道安是当时译经的主持者,在他的监译下,译出了《四阿含》、《阿毗昙》等经共百余万言。他对以前的译本作了校订和整理工作,并编出目录。其提出的翻译文体问题和「五失本」、「三不易」的翻译原则,对后世影响颇大。他博学多识,以才辩文学著称,文章为当世文人所重。
道安重视般若学,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,同时重视戒律,搜求戒本至勤,又注意禅法,对安世高所译禅籍注释甚多。由于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、禅法、戒律等系佛学,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,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,因此,道安大师被视为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。又因道安大师出生时手臂多长一块皮肉(皮手钏),时人即称之为“印手菩萨”。 

史料记载

由于世乱,早丧父母,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,七岁开始读书,到十五岁的时候,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,就转而学习佛法。十八岁出家(此据《名僧传抄》之说,《高僧传》等作“年十二出家”)。因为形貌黑丑,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,叫他在田地里工作,而他一点没有怨色。几年之后,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,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,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,就送他去受具足戒,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。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(东晋成帝咸康元年,335年),在石赵的邺都(今河南省临漳县境)遇见了佛图澄。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,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,此人有远识,不是你们所能及。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。
据《高僧传》卷五道安的记载,道安在佛图澄死后才离开邺都,十三、四年之间,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说,并且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,赢得“漆道人,惊四邻”的美誉。
佛图澄死后,石虎即皇帝位(335)内部变乱,道安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薓泽(今临汾县境)去住。薓泽地方很偏僻,可以暂避兵燹之祸,因此竺法济、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后冒险远集,和道安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《阴持入经》、《道地经》和《大十二门经》,并作了注解。
道安在薓泽住了不久,又和同学法汰至飞龙山(今河北省涿鹿县境),与僧光等相叙。僧光对于禅定极有研究,是道安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,相见之后就住下来互相研讨。这时道安已经放弃了“格义”,他和僧光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。《高僧传·僧光传》说:“安曰:先旧格义,于理多违。光曰:且当分析逍遥,何容是非先达。安曰:弘赞教理,宜令允惬,法鼓竞鸣,何先何后?”这说明僧光的思想比较保守,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,只可应用,不必再问是非。道安就不以为然,他以为弘扬教理,首先要求正确,先达不先达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。这大概就是佛图澄所说的“远识”,也可从而想见道安的气概和风度。
《高僧传》说,石虎死后(东晋穆帝永和五年,349年),石遵在位的时候,曾经派中使请道安返邺住华林园,并广修房舍,但为时一定不会很久,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杀,道安大概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,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内弘化,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。这时,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,而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,在他的身上和道场里面,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。因此“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”,慧远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。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的德化,派专人请他去讲经。后来又回到邺都,住受都寺,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。
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,冉闵和慕容儁的混战也已经结束,慕容儁虽在邺都建立了后燕,而不大信佛,加以战乱不息,元气未复,《高僧传》说“天灾旱蝗,寇贼纵横”,“人情萧索”,道安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,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(今嵩县境)。当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,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,请他南下弘法,他就和同学、弟子们离开河南,走到新野。他为广布教化,命同学法汰率领弟子昙一、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,又命同学法和去四川,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到襄阳,先住在白马寺,后又创立檀溪寺。
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,社会环境比较安定,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,得到充分发展事业的机会。
弘扬佛法编辑
佛教初传中国时,为了适应传统思考模式,常援引中国人熟悉的语汇或概念,特别是老庄术语来加以比附诠释,此称为“格义”。道安早年也应用此法来解释佛理,但后来意识到以“格义”理解佛义,不免有其局限,且容易误解。因此道安迁徙飞龙山(今山西浑源西南)时,曾与旧友僧光法师讨论此事,表示对格义的不满,认为“先旧格义,于理多违”,但僧光认为格义之法为先达所创,不应妄论是非,而主张拘守旧法。道安则立场严明,坚持弘扬教理不宜分别次第先后,应首求准确。道安不拘旧说,敢于创新,一代宗师的气概于此可见。
道安法师参加怀梵大和尚升座庆典
道安法师参加怀梵大和尚升座庆典
石赵灭亡后,北方战乱不休。为了逃避战祸,道安师徒四百馀人决定离开北方,取道南下,投奔东晋的辖地襄阳。为了广布教化,行至新野(河南新野县)地方,道安派遣部分徒众往巴蜀,部分徒众下扬州,自己则带领大部分门徒继续南下襄阳。
往襄阳之前,道安的声名早已传遍东晋。入襄阳后,东晋境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。当时荆州刺史桓豁、襄阳镇守朱序、宣威将军郗超等人与道安均有往来,或请道安讲法,或者供养用物,多方给予支持。其中,郗超不仅遣使送米千斛,并且修书累纸,深致殷勤。然而众人之中,与道安交谊最深的,则属东晋名士习凿齿。
习凿齿博学广闻,以文名著称,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。而在道安抵襄阳之前,习凿齿亦久闻道安之名,故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,自我介绍曰:“四海习凿齿。”
道安应声回答:“弥天释道安。”二人机锋相对,禅意盎然,时人称许,以为名对。习凿齿后来并向谢安推荐道安,力赞道安知识渊博、道风严谨,不以神通惑众,全凭高超的智慧远见与道德学问律己教人,所以得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。

注释佛经

道安南下襄阳时期,东晋玄风鼎盛,大批清谈名士热烈讨论本末、有无、体用等玄学主题,深深影响当时上层社会。为了适应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,道安在弘法活动中,往往刻意宣讲思想上能与玄学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学,将当时玄学界的一些争论引入般若学加以研讨,创立了影响深远的“本无宗”学派,成为般若学中创立最早、卓然有成的宗派,这是道安对早期佛教传播发展的重大贡献。 同时,为了发展般若学风,道安在襄阳十五年间,每年讲两遍《放光般若经》,从无废阙,并不断创立新解,由此导向江东玄风,深受玄学家们一致欢迎。玄学名士习凿齿将道安大师的弘法活动称为“玄波溢漾”、“玄味远猷”,此代表东晋上层社会玄学士大夫们对佛教的尊崇。
此外,道安思及佛教传入中国后,虽有大量佛典译出,但由于佛经文体艰深,语言难度高,加上时代条件各异,翻译者程度不一,因此,在转译的素质上难免参差不齐,随着年代久远,展转传抄,舛讹相悖的情况日益严重,甚至出现了许多后人编撰的“伪经”。有鉴于此,道安广泛搜求各种译本,加以筛选整理后,编纂出《综理众经目录》,又称《道安录》。该书在校阅群经的基础上,对各经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严密考订,并且严格辨别真伪,评定新旧,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,历时约两百年间的汉译佛典与注经作品,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。
《道安录》问世后,其他经录亦相继出现,但大体而言都是在《道安录》的基础上扩展而成。道安建立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,为整饬佛典,保存佛教文化,作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。在注疏经典方面,由于旧译经典时有错误,致深义隐没,文理欠通。为此,道安遍览诸经,先后为《般若》、《道行》、《密迹》、《安般》等经典,研寻文义,将佛经分立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部分,佛经要旨一目了然,从此经义更具系统。
道安注经时,曾发愿:“若我所说不违佛旨,愿见瑞相指点。”当夜,果然梦见一白首长眉尊者来说:“君所注之经,都合乎佛旨。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,当助你弘扬佛道。”后来《十诵律》传到中国,慧远始知道安所梦僧人,原来是宾头卢尊者。

制定戒规

随着道安南下襄阳,佛法传播范围不断扩大,各地僧团日益增多,为使僧尼行有节度,道安参照当时已有的律学,再配合实际需求,制定一套僧尼戒规,将僧尼的活动纳入轨范,对当时的僧团影响甚大。
道安以前,中土沙门皆从师姓,师来自天竺则姓“竺”,来自月支则姓“支”,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,造成门派的分歧。道安以为“大师之本,莫尊释迦”,决定佛门一律以“释”为姓。其后,《增一阿含经》传入中国,经中果然记载:“四河入海,无复河名;四姓为沙门,皆称释种。”道安之见,与佛经不谋而合,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,统一以“释”为姓,代代相沿,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。
译经传教
前秦王苻坚素闻道安之名,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(西元三七八),苻坚派军南下,次年攻克襄阳,道安被送往长安,驻锡五重寺,备受推崇礼遇。由于苻坚的护持,道安主持数千人的大道场,同时组成一个译经工作群,一时中外翻译人才云集,由道安亲自指导,选经翻译,并对所译经典详加校订,一一作序。所译经典主要以小乘说一切有部为主,兼及部分大乘佛经。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,约百馀万言。
主持译事过程中,道安总结译经的经验与困难,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“五失本,三不易”观点。由于佛经翻译存在着五种情况无法与梵文原意相符,与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,因此道安提倡直译,主张译笔宜力求质朴,此一观点,影响日后的翻译甚大。隋代译经家彦琮于《辨正论》中即引述道安的见解,并对道安“洞入幽微,能究深隐”深致赞叹!

佛学造诣

在戒律方面,当时虽然戒本未备,但他认为戒律是可以“开缘”的。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,也与《般若经》的义理一致。在禅定方面,他认为修禅所达的境界,可以使修禅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乐,不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。他主张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半日用“考文”、“察句”之法,而应透过繁复的文句,体会其精神实质,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,也才能把第一义谛和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。

《出三藏记集》

初经出已久,而旧译时谬,致使深义隐没未通;每至讲说,唯叙大意,转读而已。安穷览经典,钩深致远;其所注《般若》、《道行》、《密迹》、《安般》诸经,并寻文比句,为起尽之义,及析疑、甄解,凡二十二卷。序致渊富,妙尽玄旨;条贯既序,文理会通。经义克明,自安始也。

佛法心得

这是关于考校译本、注释经文方面的事业。同书卷二云:迩及桓灵,经来稍广,安清朔佛之俦,支谶严调之风,翻译转梵,万里一契,离文合义,炳焕相接矣。法轮届心,莫或条叙;爱自安公,始述名录,铨品译才,标列岁月。妙典可征,实赖伊人。
这是创制《众经目录》的事业。中国佛教界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,才能承先启后,循着正轨发展。否则杂乱无章,毫无头绪,即使后来有了象鸠摩罗什那样的大译师,象僧肇那样的大学者,恐怕也会受到障碍的。道安在襄阳,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,每年还讲两次《放光般若经》,《高僧传》说“四方之士,竞往师之”,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;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规。《高僧传》卷五本传云:安既德为物宗,学兼三藏,所制僧尼轨范,佛法宪章,条为三例: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;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;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。

成就贡献编辑本段

制定规范

在当时见到很好的效果,如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云:来此见释道安,故是远胜,非常道士,师徒数百,斋讲不倦。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,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;而师徒肃肃,自相尊敬,洋洋济济,乃是吾由来所未见(《高僧传》卷五)。
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。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很大,所以“天下寺舍,遂则而从之”。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、朱序、杨弘忠、郄超等都非常敬重他,有的请他去开示,有的供养食米千斛,有的送铜万斤。他创立檀溪寺,“建塔五层,起房四百”,可见工程之大。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,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、金坐像、结珠弥勒像、金箔绣像、织成像各一尊,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。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,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。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,各方面都很成功。
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(379),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,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。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,一人指道安,半人为习凿齿。苻坚既得道安,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,时年六十七。

翻译事业

道安在长安的七、八年当中,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,经常讲说之外,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。如昙摩难提翻译《中阿含经》、《增一阿含经》、《三法度论》,僧伽提婆翻译《阿毗昙八犍度论》,鸠摩罗跋提翻译《毗昙心论》、《四阿鋡暮抄》,昙摩鞞翻译《摩诃钵罗蜜经抄》,耶舍翻译《鼻奈耶》,他都亲自和竺佛念、道整、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,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。他在《摩诃钵罗蜜经抄序》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、三不易,都是他的经验之谈,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。
据《高僧传》卷五说,魏晋沙门依师为姓,姓各不同;道安认为“大师之本,莫尊释迦”,才改姓释氏。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,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,当时有“学不师安,义不中难”的谚语,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。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,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,大家又请安乘机“为苍生致一言”。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,而苻坚不听,终至败亡。
苻坚建元二十一年(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,385)二月,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。

代表著作

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《人本欲生经注》一卷外,有《出三藏记集》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,又同《集》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,和同《集》的《综理众经目录》原文两段;此外还有《鼻那耶经》卷首的《序》一篇。佚失的著作还很多。
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,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。例如:上面所引的“起尽之义”,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。吉藏《法华义疏》讲到注疏的体例时,有“预科起尽”的说法;良贲《仁王经疏》说:“昔有晋朝道安法师,科判诸经以为三分:序分、正宗、流通分。”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,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;同时再用“析疑”、“甄解”的方法,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,自然就“文理会通,经义克明”了。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,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,如《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》说:……《渐备经》恨不得上一卷,冀因缘冥中之助,忽复得之。……《大品》上两卷,若有可寻之阶,亦勤以为意。……《首楞严》、《须赖》,并皆与《渐备》俱至。凉州道人释慧常,岁在壬申,于内苑寺中写此经,以酉年因寄,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。《首楞严经》事事多于先者,非第一第二第九,此章最多,近三四百言许,于文句极有所益。《须赖经》亦复小多,能有佳处,云有五百戒,不知何以不至,此乃最急。……常以为深恨,若有缘便尽访求之。
从这一段文字上,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。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,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,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。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砥柱中流的作用。元康《肇论疏》说:“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,作性空论;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,作实相论。是谓命宗也。”又僧睿《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》说:“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,虽日讲肄,格义迂而乖本,六家便而不即。性空之宗,以今验之,最得其实。”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,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。
创立学说
道安关于定学或禅学,道安的前期思想主要重禅学,受佛图澄影响较深,后期则转向般若学。道安讲,定有三义,即禅义、等义、空义,以此对治贪嗔痴三毒。禅定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认识本无,“执寂以御有,崇本以动末”(《安般注序》)。可以看出其禅学也是和本无论相联系的。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。在戒律方面,当时虽然戒本未备,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《鼻奈耶》,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,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。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;也就是说,为了众生的利益,戒律是可以有“开缘”的。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,也与《般若经》的义理一致。由此可见,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,而并不是胶柱鼓瑟、偏执不通。
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,而神变出于禅修;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,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。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,“雷霆不能骇其念,火燋不能伤其虑”(《人本欲生经注》),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(《安般注序》),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。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“无本”(即本无)、“无为”而“开物成务”。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,成务是无事而不适(《道地经序》及《安般注序》)。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,使大家忘我、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,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。《大十二门经序》说:“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,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,禅定不愆,于神变乎何有也。”这就说得非常明白。习凿齿致谢安书,称赞道安法师“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”,如果从这里去理解,就更觉意味深长了。
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,道安自始就重视《般若经》的研究。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“考文”、“察句”的方法,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(《道行经序》)。有了这样的体会,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(《名僧传抄·昙济传》),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、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。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》(译意)说: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,终日所言都不合理,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。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,终日所言无不合理,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。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,就是这个道理。
我们平常所说的“举足下足皆道场”,或者“头头是道”,也不外乎这个道理。那么,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,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。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,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;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,不但是杰出的学者,而且也是“完人”之一。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,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,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着他。道安对中华佛教还有一项突出贡献,那就是道先开始制定“僧尼轨范”。当时各地的教团纷纷遵从。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主要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。第二方面为常日六时饮食之法。第三方面为布萨悔过之法。


评价:道安法师: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“完人”编辑本段

道安法师,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,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(312年),卒于孝武太元十年(385年),年七十四(一说年七十二)。

道安法师出生于常山扶柳县(今河北省冀县境)的一个读书人家里。由于世乱,早丧父母,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,七岁开始读书,到十五岁的时候,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,就转而学习佛法。十八岁出家(此据《名僧传抄》之说,《高僧传》等作“年十二出家”)。因为形貌黑丑,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,叫他在田地里工作,而他一点没有怨色。几年之后,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,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,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,就送他去受具足戒,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。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(东晋成帝咸康元年,335年),在石赵的邺都(今河南省临漳县境)遇见了佛图澄大师。佛图澄大师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,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,此人有远识,不是你们所能及。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大师。

据《高僧传》卷五的记载,道安法师在佛图澄大师死后才离开邺都,十三、四年之间,他经常代替佛图澄大师讲说,并且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,赢得“漆道人,惊四邻”的美誉。

佛图澄死后,石虎即皇帝位(335年),内部变乱,道安法师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临汾地区去住。临汾地区地方很偏僻,可以暂避兵燹之祸,因此竺法济大师、竺僧辅大师和竺道护大师等都先后冒险远集,和道安载誉归来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大师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《阴持入经》、《道地经》和《大十二门经》,并作了注解。

道安在临汾地区住了不久,又和同学法汰法师至飞龙山(今河北省涿鹿县境),与僧光法师等相叙。僧光法师对于禅定极有研究,是道安法师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,相见之后就住下来互相研讨。这时道安法师已经放弃了“格义”,他和僧光法师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。《高僧传·僧光传》说:“安曰:先旧格义,于理多违。光曰:且当分析逍遥,何容是非先达。安曰:弘赞教理,宜令允惬,法鼓竞鸣,何先何后?”这说明僧光法师的思想比较保守,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,只可应用,不必再问是非。道安法师就不以为然,他以为弘扬教理,首先要求正确,先达不先达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。这大概就是佛图澄大师所说的“远识”,也可从而想见道安法师的气概和风度。

《高僧传》说,石虎死后(东晋穆帝永和五年,349年),石遵在位的时候,曾经派中使请道安法师返邺住华林园,并广修房舍,但为时一定不会很久,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杀,道安法师大概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,又和法汰法师在山西境内弘化,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。这时,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,而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,在他的身上和道场里面,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。因此“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”,慧远法师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。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法师的德化,派专人请他去讲经。后来又回到邺都,住受都寺,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。

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,冉闵和慕容隽的混战也已经结束,慕容隽虽在邺都建立了后燕,而不大信佛,加以战乱不息,元气未复,《高僧传》说“天灾旱蝗,寇贼纵横”,“人情萧索”,道安法师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,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(今嵩县境)。当慕容隽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,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法师,请他南下弘法,他就和同学、弟子们离开河南,走到新野。他为广布教化,命同学法汰法师率领弟子昙一法师、昙二法师等四十余人去扬州,又命同学法和法师去四川,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法师等四百余人到襄阳,先住在白马寺,后又创立檀溪寺。

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,社会环境比较安定,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,得到充分发展事业的机会。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说:

初经出已久,而旧译时谬,致使深义隐没未通;每至讲说,唯叙大意,转读而已。安穷览经典,钩深致远;其所注《般若》、《道行》、《密迹》、《安般》诸经,并寻文比句,为起尽之义,及析疑、甄解,凡二十二卷。序致渊富,妙尽玄旨;条贯既序,文理会通。经义克明,自安始也。

这是关于考校译本、注释经文方面的事业。同书卷二云:

迩及桓灵,经来稍广,安清朔佛之俦,支谶严调之风,翻译转梵,万里一契,离文合义,炳焕相接矣。法轮届心,莫或条叙;爱自安公,始述名录,铨品译才,标列岁月。妙典可征,实赖伊人。

这是创制《众经目录》的事业。中国佛教界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,才能承先启后,循著正轨发展。否则杂乱无章,毫无头绪,即使后来有了像鸠摩罗什大师那样的大译师,像僧肇大师那样的大学者,恐怕也会受到障碍的。

道安法师在襄阳,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,每年还讲两次《放光般若经》,《高僧传》说“四方之士,竞往师之”,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;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规。《高僧传》卷五本传云:

安既德为物宗,学兼三藏,所制僧尼轨范,佛法宪章,条为三例: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;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;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。

道安法师所制定的这些轨范,在当时已见到很好的效果。如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云:

来此见释道安,故是远胜,非常道士,师徒数百,斋讲不倦。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,无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参差;而师徒肃肃,自相尊敬,洋洋济济,乃是吾由来所未见(《高僧传》卷五)。

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。道安法师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一定很大,所以“天下寺舍,遂则而从之”。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、朱序、杨弘忠、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,有的请他去开示,有的供养食米千斛,有的送铜万斤。他创立檀溪寺,“建塔五层,起房四百”,可见工程之大。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,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、金坐像、结珠弥勒像、金缕绣像、织成像各一尊,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。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法师,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。这都说明道安法师在襄阳十五年,各方面都很成功。

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(379年),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,道安法师和习凿齿皆被延致。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,一人指道安法师,半人为习凿齿。苻坚既得道安法师,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,时年六十七。

道安法师在长安的七、八年当中,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,经常讲说之外,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。如昙摩难提大师翻译《中阿含经》、《增一阿含经》、《三法度论》,僧伽提婆大师翻译《阿毗昙八犍度论》,鸠摩罗跋提翻译《毗昙心论》、《四阿鋡暮抄》,昙摩鞞大师翻译《摩诃钵罗蜜经抄》,耶舍大师翻译《鼻奈耶》,他都亲自和竺佛念法师、道整法师、法和法师等参加了翻译工作,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。他在《摩诃钵罗蜜经抄序》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、三不易,都是他的经验之谈,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。

据《高僧传》卷五说,魏晋沙门依师为姓,姓各不同;道安认为“大师之本,莫尊释迦”,才改姓释氏。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,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,当时有“学不师安,义不中难”的谚语,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。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,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,大家又请道安法师乘机“为苍生致一言”。道安法师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,而苻坚不听,终至败亡。

苻坚建元二十一年(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,385年)二月,道安法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。

道安法师的著作,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《人本欲生经注》一卷外,有《出三藏记集》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,又同《集》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法师所作的经论序七篇,和同《集》的《综理众经目录》原文两段;此外还有《鼻那耶经》卷首的《序》一篇。佚失的著作还很多。

道安法师的著作现存的不多,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。例如:上面所引的“起尽之义”,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。吉藏法师《法华义疏》讲到注疏的体例时,有“预科起尽”的说法;良贲《仁王经疏》说:“昔有晋朝道安法师,科判诸经以为三分:序分、正宗、流通分。”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,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;同时再用“析疑”、“甄解”的方法,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,自然就“文理会通,经义克明”了。此外道安法师在搜求经本,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,如《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》说:

……《渐备经》恨不得上一卷,冀因缘冥中之助,忽复得之。……《大品》上两卷,若有可寻之阶,亦勤以为意。……《首楞严》、《须赖》,并皆与《渐备》俱至。凉州道人释慧常,岁在壬申,于内苑寺中写此经,以酉年因寄,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。《首楞严经》事事多于先者,非第一第二第九,此章最多, 近三四百言许,于文句极有所益。《须赖经》亦复小多,能有佳处,云有五百戒,不知何以不至,此乃最急。……常以为深恨,若有缘便尽访求之。

从这一段文字上,可以知道道安法师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。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,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, 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。因此道安法师的学说在当时起砥柱中流的作用。元康法师《肇论疏》说:“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,作性空论;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,作实相论。是谓命宗也。”又僧睿法师《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》说:“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,虽日讲肄,格义迂而乖本,六家偏而不即。性空之宗,以今验之,最得其实。”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,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。

关于道安法师的学说,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。在戒律方面,当时虽然戒本未备,广律也只有竺佛念大师所译的十卷《鼻奈耶》,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,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。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;也就是说,为了众生的利益,戒律是可以有“开缘”的。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,也与《般若经》的义理一致。由此可见,道安法师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,而并不是胶柱鼓瑟、偏执不通。

道安法师的亲教师佛图澄大师以神变见称,而神变出于禅修;道安载誉归来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,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大师的影响。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,“雷霆不能骇其念,火燋不能伤其虑”(《人本欲生经注》),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(《安般注序》),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。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“无本”(即本无)、“无为”而“开物成务”。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,成务是无事而不适(《道地经序》及《安般注序》)。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,使大家忘我、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,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。《大十二门经序》说:“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,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,禅定不愆,于神变乎何有也。”这就说得非常明白。习凿齿致谢安书,称赞道安法师“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”,如果从这里去理解,就更觉意味深长了。

又佛图澄大师的教理以般若为宗,道安法师自始就重视《般若经》的研究。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“考文”、“察句”的方法,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(《道行经序》)。有了这样的体会,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(《名僧传抄·昙济传》),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、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。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》(译意)说:

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,终日所言都不合理,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。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,终日所言无不合理,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。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,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们平常所说的“举足下足皆道场”,或者“头头是道”,也不外乎这个道理。那末,道安法师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,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。

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,而道安法师都有卓越的见解;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,不但是杰出的学者,而且也是“完人”之一。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,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,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著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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